主页 > 视点现实 >日中战争不是战争,而是惩处──日本近现代史《从满州事变到日中战争》 >
日中战争不是战争,而是惩处──日本近现代史《从满州事变到日中战争》
2020-07-13 阅读:252

原文刊于《日本近现代史卷五:从满州事变到日中战争》(中和出版社,2016),标题为编辑拟定。

 

欧洲战争

1945年(昭和二十年)8月,经历了空袭和原子弹爆炸的惨痛体验的人们,面对往日熟悉的家园只留下一片废墟的时候,日本的战争结束了。牧野伸显[1]的外孙、吉田茂[2]的公子,精通英法文学的文学家吉田健一在比较欧洲人和日本人的战争观时,曾经这样说过,战争并不是离别亲人奔赴战场,亦或是由于原子弹的爆炸而使得人们瞬间或慢慢死亡,「而是一旦宣战了,敌人随时都可能出现在家门口,并且必须明白,这样的事情是很自然的,同时也要做好自己的国家和本国的文明会消亡的思想準备」。(《欧洲人民》)

如此说来,对于欧洲人来说的战争,和对于日本人来说的战争,无论从实体上来看还是从记忆中来说,显然都是不同的。除去傀儡国家满州国[3]、殖民地统治下的朝鲜、以及沖绳等几个例外(这些例外都迫使人们经历了严峻而残酷的体验),对于大部分的日本人来说,战争不过是那些在远离故土的地方发生的事件而已。

那是否算作战争?

政治思想家桥川文三一生都在研究「对日本人来说中国究竟是甚幺」,他曾经就日中战争[4]提出过设问:「日本人是否将它视为战争?」现在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吧。桥川在战争时期与日本浪漫派[5]思想产生共鸣,战后又为此深深感到懊悔,也只有他才会有如此出色的观察问题的视角。

桥川这样说道,1937年7月爆发的日中战争是一场奇妙的战争。战争在日中双方都未宣战的情况下持续进行。而另一方面,直到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方都私下坚持着对华的和平工作。日本人究竟是否把它认作是战争呢?是否因为日中战争的本质和日方对于日中战争的认识之间的差异成为了一种致命伤,导致上至为政者下至国民在作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判断时都失去了理智?

桥川提出的以上问题,让我们先前只能用「泥沼化」一词将日中战争与太平洋战争连接在一起的僵硬头脑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专题论文集 日本历史21 法西斯与战争》)

不是战争,是惩处

桥川本身没有作出回答,但日本人是如何认识当时被称作「支那事变」[6]即日中战争的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京都的阳明文库所藏的有关近卫文麿[7]的文书中,有一篇题为《对当前时局的基本认识及其对策》(1938年6月7日)的史料。从内容上判断,这篇推定由近卫首相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等学者执笔的史料中,可以窥见如下的日中战争观:

此战争的性质,并非领土侵略或以政治经济利益为目的,而是为了排除阻碍日支邦交恢复的残存势力的讨伐战。

对华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却把战争的性质表现为像是在讨伐土匪。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这篇史料是在连接华北与华中的战略要点徐州被攻陷后所写的。

那幺,军部是如何考虑的呢?我想从1939年1月中支派遣军司令部编定的文件《扬子江开放相关意见》中来引出他们的日中战争观。「此次事变并非战争,而是惩处。为了惩处而採取的军事行动是被国际惯例所认可的」。这份文件强调了日中战争不是战争而是惩处这一观点。那幺,「惩处」究竟有着何种意义呢?

惩处是法律用语中的报复的同义词,被定义为为了终止、纠正国际不法行为而採取的强制行为。具体表现为对方国出现了违反条约的行为时,为了终止其行为,採用扣押对方国的货物、船舶、佔领其部分领土等强制性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此种强制性行为在法律上不算违法行为。

近卫的史料也好,中支派遣军的史料也罢,均不是为了对外宣传而撰写的,而是面向内部的机密文书,因此可以认为昭和研究会的学者以及中支派遣军的军人们真的将眼前的这场战争看作是一场征讨匪贼的战斗,是为了惩处与报复。

本书的目的

当时,让日本方面坚信不移、甚至不惜诉诸惩处和报复的手段也要阻止的中国方面的不法行为,究竟是甚幺呢?在桥川看来,日中战争使得日本的判断能力失去了理智,以此为契机,日本人竟然不惜挑起了太平洋战争。而这场日中战争,我们的祖辈竟然将其看作是一场讨匪战,是惩处,是报复。现在人们已经明白,日中战争起始于一次偶发性的武装冲突。但是,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1931年9月18日由关东军参谋策划发动的满州事变。

如此看来,我们可以推测,在製造满州事变的阶段,日本人的脑海里已经有惩处、报复的想法了。事实也确是如此。李顿调查团[8]在1932年3月访问日本时,大阪商业会议所将以下备忘录交给了调查团。即「满州变乱之所以会引起(中略),是因为支那不尊重条约中所承认的日方权利,日本为确保其权利,作出了正当防卫,仅此而已」。

这份备忘录也被李顿报告书的附录所收录。在附录中,日本政府及工商业者报告了如下几点内容:①中国抵制日货的行为是非武力的敌对行为,我们认为这违反了非战公约的第二条(不可为推行政策而发动战争);②我们「真心地」相信日方採取报复措施是正确的。在李顿报告书的第七章中更是清晰地记录了在调查过程中日本的工商业者认为抵制日货行为是「侵略行为,主张日本应该为报复此行为而採取军事行动」等事实。

当时日本的为政者及国民是缘何会从心底里认为要对中国採取报复行动呢?笔者想对此一探究竟。笔者完全不认同将满州事变、日中战争的原因归咎于中国方面的违反国际法行为。相反,在以国际联盟为舞台的论战中,中国方面反驳道,正是为了抵抗日本的违法出兵行为才採取了抵制日货的行动,中国的抵制是报复行为。这一主张也在国际联盟大会通过的建议方案中得到了反映。中日双方都主张对方实施了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自己採取的有力措施是正当防卫,因此不算违法。这就是1930年代日本与中国的情形。

几个问题

为甚幺会变成这样?三十年代的危机是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也是英美苏日等列国角逐的远东地区的军事危机。因此,将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满州事变仅仅看作是日本为了阻止中国国家统一而採取的军事行动是不全面的吧。

本书一方面将满州事变的起源追溯到二十年代,必要时追溯到日俄战争时期。另一方面,也将叙述的时期向后定为1940年10月,这一时间点日本成立了大政翼赞会,[9]而此时日中战争独自解决的通道事实上已经被堵塞了。在本书的叙述中我想努力回答如下的问题。

    满蒙特殊权益是甚幺?围绕两个体制的角逐让二十年代的中国有了怎样的化?李顿报告书对日本的特殊权益论下了怎样的判断?对于联盟抱着强硬态度的内田外交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理论逻辑?1933年后,对日似乎转为绥靖态度的中国所採取的战略到底有着怎样的内涵?推进分离华北活动的日本方面究竟有着怎样的意图?日中战争的特质究竟是甚幺?产生此特质背后的要因是甚幺?

在第一章,笔者将重点放在满州事变形态的四个特质上,尝试描绘出这个瞬间改变世界情形的事变的整体图像。若能蒙您一直阅读到后记,笔者将不胜荣幸。

本卷所记叙的时期从表面上看来和第四卷有所重合。但对三十年代的危机这部分,必须要从外交和军事几个方面来加以描述,因此难免会上溯到第四卷的时间轴。这一点,尚祈读者的理解。

【购买「岩波新书.日本近现代史(10 卷)」,可按此】

注释

[1] 牧野伸显(1861—1949),日本帝国时期的政治家,大正、昭和两朝重臣,明治维新功臣大久保利通次子。脚注均为译者注。

[2] 吉田茂(1975—1967),日本前首相,是日本战后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

[3] 本文把「满洲」写作「满州」。

[4] 日中战争是指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下同。

[5] 以1935年创刊的《日本浪漫派》杂誌为中心形成的一个文艺派别,成员多为从左翼转向的文人,后倾向于发扬日本古代文化、弘扬日本民族精神,战争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日本法西斯思想的传播者。

[6] 支那事变为当时日本政府对于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旧称,现在日本一般称为日中战争。

[7] 近卫文麿(1891—1945),日本前首相,在他主持内阁期间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

[8] 李顿调查团,由英国爵士李顿担任团长的调查团,1932年受国际联盟派遣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以及中国的一般形势,并完成了调查报告书。日本拒绝认同这份调查报告。

[9] 大政翼赞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一个极右政治团体。于1940年(昭和十五年)10月12日宣告成立,1945年6月13日解散。该组织以推动「新体制运动」作为主要目标,在二战期间,以一党专政的模式统治日本。

上一篇: 下一篇: